增强监察法的可操作性。
明确决策者个人的责任与集体决策的责任分担规则。追究哪些人的终身责任？建议将党务领导干部纳入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中，重大责任终身追究应实行党政同责。
我国现行制度体现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的同体问责。党的组织系统的领导干部由党委决定问责。如何开展终身责任追究？这涉及追究责任的程序设计问题。司法中的时效制度是维护社会关系稳定性的重要制度，是法的秩序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世界各法治国家的通例。谁来追究终身责任？追责主体分为追责建议主体和追责决定主体。
但组织处理，剥夺（撤销）荣誉称号、待遇等，党纪、政纪的处分不受时效限制。但究竟具体由哪个部门、哪个层级作出问责决定，《暂行规定》并没有明确。需要注意致力于加快许可程序的《行政程序法》第71a条至第71e条，这些条文的原有规范目的在于许可程序的加快。
第71a条第2款第2个半句规定，申请人有权自行决定是否通过统一机构来进行程序。2．民主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为促成调解而放弃其职权的行使。除了上述适用于一般行政程序的法律以外，特别行政领域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程序性规定，例如税务行政法、社会法典第1部和第10部、工业设施法（工厂法）、[16]核能设施法[17]等。服务提供者可以在行政程序的进行过程中仅仅与统一商谈对象交流，而不必联系参与程序的各个行政机关，这就是所谓一站式政府（One-Stop-Government）。
[29]法治国原则[30]及其中所包含的依法行政原则、公正有效的法律保护、法的安全与信赖保护原则。联邦行政程序法实施至今已有近40年之久，在此期间许多具体问题都已经被行政法院所解决。
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5期。此外还有：Hoffmann-Ri-em/Schmidt-Aβ mann/ V oβkuhle（Hrsg.），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verfahrensrechts, Band 2，2008，S.461-884。如果能够实现这一设想的话，无疑是法律文化所取得的成功。Wolff/Bachof/Sto-ber/Kluth, Bd. 1 13. Aufl.2011 , Bd.2 7. Aufl. 2010, Bd. 3 5. Aufl. 2005。
（一）合作协议 公法合同的概念有可能会延伸到公私协力领域（private-public-partnership ），这就是所谓合作合同。统一机构并不主导程序，其不具有程序决定权、执行权与监督权。可以参照在德国已有的其他大法典的作法进行法律整合，形成法律的总则与分则部分，如同民法典与刑法典一样。[8]这意味着以一部统一的法律对联邦、各州以及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程序作出规定。
在程序相关人选择直接与主管行政机关建立联系的情况下，依据第71a条第2款的规定，主导程序的行政机关也应遵守第71b条至第71e条的规定。如果合同在整体特征上属于公法的话，就应认定其为公法合同。
基于自己的选择由委托人或顾问参与程序的权利。二是当特定的程序设置构成基本法第19条第4款规定的有效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时，应保证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
但出现上述特殊情况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因为通常情况下州必须为其行政任务的达成制定州行政程序法。国家规定由私人企业Toll-Collect来收费，但相关合同的性质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并且诉到了法院。但德国目前还不能如同北欧国家与美国一样，使得行政程序信息的公开成为理所当然之事。[62] 除上述情况之外，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合同中所确定的义务及其对价义务部分地具备私法性质、部分地具备公法性质的话，那么其内容上就可以区分为一个私法部分与一个公法部分。在以公民／国家关系为标志的行政程序中，同样存在着调解。此外，程序的设置应使得决定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内作出，并应保证可以在行政系统内以及在法院对其决定进行审查。
[7] 立法者最初所追求的目标是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统一机构应一直能为申请人与公告对象提供关于程序进展的信息。
除了中间人的角色之外，《行政程序法》第71c条还规定统一机构应具有信息机构的功能，其发布信息的义务形成于行政程序开始之前。另一方面，利益相关人以及公众也因此而认可行政活动的合法性。
[70] 第二，信息自由法 联邦于2005年通过了《信息自由法》。[40] 尽管《基本法》第19条第4款规定的法律途径保障仅仅直接涉及通往法院的诉讼途径与诉讼程序的设置，但其在规范设置与实际执行两方面都对于行政程序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些信息起到的是初步了解的作用。该法经2010年12月9日通过的法律第7条修正，载同年《联邦法律公报》第1卷第1934页。Bullinger, JZ 1991，53. [27]S. BVerwGE 74, 130. [28]BVerfGE 84，45。对此，笔者主要有以下观点：[81]1．民主原则并不要求调解的目的在于形成调解协议，因此民主原则与调解之间并无关涉。
[8]参见Kopp/Ramsauer （Fn. 1），Einfuhrung Rn.25。公共任务分配委员会还可以中止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分配程序：由于其不可能撤销已经发放的一次性补助，因此至少应使权利受到损害的相关人获得争取赔偿的机会。
决议委员会进行的调查适用民事诉讼法，其可以查封证据，但应保护经营与商业秘密。而体现行政上的效率要求，又指向于程序的简单与形式自由。
长期的历史所留下来的影响是，行政程序主要还是秘密进行的，至多是参与程序的相关人为维护本人权利才可以阅览案卷。此外，民主原则与法治国家原则为调解在行政程序中的适用确定了较为狭窄的界限，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界限是：调解不得限制主管行政机关的权力与义务。
统一法律对于公民的益处是，其仅需要了解这一部法律之后，就可以知晓行政机关是否在依法开展工作。民法典第147条对于接受要约的规定也适用于公共任务的分配。理由仅是重复了法律条文、仅具有抽象内容而并未与案件事实相结合。超过一定额度的公共任务适用该法第97条以下对于不得限制竞争作出的规定，这些规定考虑了申请人获得国家任务的利益需求。
诸如经修正的主体理论。然而，服务于宪法中的上述基本性规定，却并不是行政程序法的唯一目标。
由于现今经济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这样的情况常常会出现。审查程序中适用调查原则，相关人有权阅览案卷，程序中适用言辞审理程序，并由独立的、通常以三人组成的公共任务分配委员会作出决定。
德国立法者并未采用统一商谈对象的表述方式，而是称之为统一机构，并规定仅有公法机构才能够执行《欧盟服务指令》中规定的任务。另一方面是确定了立法者必须自行在何种规范强度上、对哪些事项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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